“并不是我多么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而是说，缘于这种不自由，缘于信息的极度不自由，我只得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致使感受力向内展开……你读到的不是未经任何人转换与消化的原始经验、原始图景。叙述人的情感、视野，在话语中分担着阅读者的感知。你知道一切都是另一个人在承担着，在思索着，在倾听着，这是读者的安慰。”——耿占春《退藏于密》p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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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卡夫卡曾经跟朋友说，“有很多希望啊，多到数不完；但我们没有。”
或可仿照他的格式，说句，“世界当然需要希望；但我不需要、用不上。”
看上去吊诡的是，物质生活超常丰富、幸福遍地的时代，恰恰也是虚无主义之花在所有人骨髓里怒放盛开的黑暗时代。看不见未来，看不见深渊，一切价值都晦暗不明的时代，恰恰也是几乎所有人变得越来越像个虔信者和朝圣者，望着彼岸心中点火，把全部人都逼成了存在主义者的黄金时代。存在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的距离，很远，远到相互仇恨，势不两立，也很近，近到容易被后人混淆彼此（加缪居然是个存在主义者？开什么玩笑！）
说实话，我确实不太理解齐泽克和阿甘本和韩炳哲那些人，为什么身为激进知识分子的同时又活得像个虔诚信徒一样毫无缘由地相信启示录的八大灾祸即将降临现实世界……简直就像悲观主义版本的汉娜·阿伦特。比起他们，快乐的特里·伊格尔顿会更合我口味。
我个人是觉得自己至今依旧是个虚无主义者吧，每当那些神采奕奕眼中有火的年轻人在自己眼前一个接一个冒出来时，我依旧会压抑不住感情本能，是见一个恨一个。控制不住。
正如巴特勒自己所谨慎论证的，如果我们说理性是受限的，这正意味着理性不能够令人信服地服从概念的层面化为存有的层面，在各种概念所创造的种种可能性上，不可能建立起存在的必然性。
如果我们认为话语仍在进行、尚未完结，那么便等于承认一个当下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在话语里没有实证项，而只有一系列差异的关系。一个词只能通过它与其他词的差异来获得意义——永无止境，因为最后的那些词永远无法被掌握。换句话说，“话语仍在进行”这个观点只不过是承认了一种语言的规则，它规定了我们只能在进程中定夺一个能指的意义。但我们不能错误地把这一惯例当作理性的规则。
——琼·柯普洁《性与理性的安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