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青年田野调查的专著《岂不怀归》到手。我家里,国人学者的专著总算够了10本。
《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是2007年的,当时作者惊讶发现,国内竟然没有学者专门研究自杀。
《我在现场》是2017年的,很失望地,自这书出版之后,他的这个研究领域再次陷入了沉默。
《刑法中的同意制度》是去年的,他让我感到恼火,怎么直到现在才有人愿意写刑法的大众读物。
《论语绎读》是今年的,大快人心,终于有人不把论语当圣经,终于可以只讲学术,不教做人啦。
《隐形书写》是1999年的,作者说在我国,存在着太多的“隐形现实”,“学术陷阱”和“文化想象”。
《岂不怀归》是2020年的,作者谦虚地承认,国内的人还不确切知道应该怎样做这种田野调查。
这些书的存在证明了,这些课题不是雷区,这些书籍不是禁书。
那么,就奇了怪了——为什么《隐形书写》提出农民工问题到《岂不怀归》做田野调查“新农民工”群体这20年期间,一直都(几乎)没有学者去做这个课题?
《岂不怀归》的作者在序言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他而言,原因有四:
- 在国内国外,底层人群的田野研究都是相对新的研究领域,先例少,方法少,前辈少,而且研究对象变化快,定量研究难,很难做成“科学”的研究项目。
- 如果国家不为这类研究提供经费,就只能作为自主项目来做。就是说,缺钱,缺人手。
- 学生比导师更嫩,更缺乏经验,难以担当助手和研究者的工作。
- 官方不开心啊,因为研究对象是我们社会不光彩的那一面,所以他们不愿配合也不愿支持;三和青年也不开心,因为研究对象就是他们,曝光他们的个人生活会对他们个人造成诸多不便,所以他们不愿配合也不愿支持。总之,研究者孤立无援,四面不讨好。
就是说,想做出点成绩很不容易。
尤其是学术倾向较强的专著,不能拿“公众评价”和“影响力”当遮丑布,更不容易了。
既费钱,又费力,又要求著者有能力,面子广,关系多,声誉好,权威大,最后,即使好不容易写成了书顺利出版,也可能会“因为广泛影响到了社会”而被拉黑。总之,当学者的或者当知识分子的如果不是真心想有所作为,谁愿冒这个险干这种鸟事?还不如去翻译几本国外的社科专著(例如日本的《少子时代》《孤独社会》《厌女》)引进国内更划算。
哈,我知道你可以想出不少被禁的例子。我就不用点名了。
至少,有能力有素养而且想有所作为的学者总是存在的,只愿这样的书可以再稍微多一些。
其实我家的“国人学者的专著”不止有这10本。因为其余的那些写得太水,或者太次,或者太恶心,或者太愚蠢,或者太伤天害理,不符合我理解中的学术专著的“高要求”,不配被认为是“专著”……所以,我就当自己只有这10本了。
准确地说,《李银河谈亲密关系》和《我在现场》不算“专著”,应该算“随笔文集”才对。但,数量太少了啊,如果只有8本,就凑不够一个圈,填不满正方形相框了啊。所以暂时就拿它们凑数了。以后出现新的好书以后,再把这两本剔除出去吧。